一。
鞋盒般大小的房間,無法恣意伸展四肢的單人床墊,似懂非懂的語言,每天早上乘著搖搖晃晃的窄小五號電車,放下書,看著車外風景,匡啷筐啷地穿過街頭。對面電車交錯,近得簡直就像要撞上。
在柏林安身日久,早已忘了初來乍到新城市的不安與惶恐。
在柏林安身日久,早已忘了初來乍到新城市的不安與惶恐。
脫離了舒適的大房間、失去了早已爛熟於胸的地鐵地圖、無法如數家珍地列舉餐廳與咖啡廳、錯過週間的公園野餐、週末也不再宴飲騷莎,更不會穿上小洋裝就去參加另一個街頭節日。脫去了在地人的從容硬殼,狼狽之餘試圖在陌生中找到穩定節奏。
有不順利,有每週每晚夢見工作開天窗的壓力,但也有種回到留學初期的懷舊。初來歐洲時年紀尚小,一受挫便想跳上飛機躲回家;但也知道不是辦法,埋在紙堆裡嘩啦嘩啦地哭。現在倒是不哭了,頂多仰天長嘆,然後陰著臉,假裝沒聽見行車經過運河邊的腳踏車騎士的口哨,大步流星地拎著咖啡杯回辦公室。
二。
二。
人人皆說阿姆斯特丹是西歐最美的城市,運河交錯,風景如畫。我只有週末才有空和萬千觀光客一同欣賞。第一個週末,烈日下排著兩個小時的隊,魚貫而入進美術館。到了館內也是排隊,等前人看完了畫才遞補空位。不像朝聖,倒像進香。
我有這樣的一個心願,哪天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找間老建築,擺個古典碗櫥,安上個電唱機,放著黑膠爵士唱盤,邊在煤氣爐上用摩卡壺煮咖啡,邊用打字機寫封長信。其實2010-2013年我在Schöneberg的住處(而那時我家離里爾克和沙樂美的故居也不過幾步路)過得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生活,只差沒有電唱機,打字機也找不到合適的墨帶。那段日子,來過我家排練的劇團友人或遊經柏林的的外文系同窗無不羨慕我家客廳的懷舊風情。
兩年之後,我在阿姆斯特丹,逛著舊物市場,看著古典碗櫥、看著電唱機。在阿姆的第二個週末,總算交上了當地的德國朋友。(說來諷刺,我在荷蘭首都說的德文怕是比在德國首都還多)晚到的友人問我踅了一圈有沒有看見中意的東西,我說有是有,可是搬不回柏林。最後才在半曬半賣的荷語書堆裡找到了海涅全集。擺上觀光客的面孔和老闆講價,裝著無辜「這麼多本我帶不回去嘛」,硬是把全集的第一本買走,還買了個好價錢。
轉個彎,在另一個角落,映入眼簾竟然就是The Yellow Book。我事後和S這樣說,文學學生的背景,讓我心裡保留了一塊工作壓力再大也無法侵犯的小小淨土。看見The Yellow Book,這兩週的壓力、對自我價值的質疑在那剎那間都消解了。當年研究Fin de Siècle只能忝著臉用JSTOR印論文,或是在 aaaaarg找電子版。而在我現在工作與所學既相關,卻又幾乎無關的當時,讓我看見了昔日心心念念的原典。黃色的書皮,久違的Aubrey Beardsley的插畫。我幾乎是顫抖著手捧著書和女老闆講價。只可惜女老闆堅若磐石,硬是原價賣給了我。
揹著兩本精裝書,和德國女孩話別。從滑鐵盧廣場硬是走到鑄幣廣場,搭電車回家。乍暖還寒了幾日,運河之城再度陽光燦爛。我操著生硬的荷語地名和電車司機確認方向,找了個靠窗的位子開始眺望城市風景。途徑海尼根釀酒廠,路依舊不寬,踩著踏板經過的騎士近的眉目清晰可辨。
電車進站,才發現,原來我家附近,就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的文學畢業生,捧著昔日研究的書,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下車,緩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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