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

在家養病的一週，與世界相隔一層膜。

養胃的膜、吞藥前先喝雞湯，母親食譜，德國食材的半調子雞湯；人際的膜、到了咖啡廳卻只是看書，手機開啟勿擾；語言的膜、惜字如金，上個對話的對象是父親，討論哀愁嗓音的爵士女伶；光影的膜、到住所附近的公園散步，逢魔時刻，承繼父系的散光遺傳，看地景也多了一層橘黃濾鏡。

離家許久，我對於半調子的擬仿也算頗有心得。再陌生的光景，都能牽強附會一些久遠的記憶。公園裡綠樹蔽天，透過葉子的縫隙看著殘缺的天色。那時外婆是這樣和我說的：「多看綠色植物，對妳的眼睛好。」孩子的眼裡，連小樹都像參天古木。那時死命盯著綠樹，枝葉茂密幾乎看不見天空。

包覆在夢境的膜裡，見了外婆，她精神健旺，嚴厲卻又溫柔。夢裡又成了孩子，不愛穿鞋，赤腳下樓梯。睡眠本是死亡的擬仿，在近乎死亡的狀態，遇見已故的人。

思維的膜、藥後的昏沈，行文斷裂不成章句，然後想起兩年多前被膜包覆的日子。

i think i too have known autumn too long.

慕尼黑。

本該是上班日，在泰戈爾機場啜飲著連鎖麵包店食之無味的咖啡。往慕尼黑移動的方式由共乘到特快火車、到廉價的長程公車、到為公務搭乘飛機、到為訪友而規劃的飛行；簡直像是在嘗試到慕尼黑的百種方式。在身為圖書館遊牧民的日子裡，巴伐利亞國圖我甚至來去的比自由學腦狀的人文圖書館更加頻繁。

我的慕尼黑經驗和台北經驗其實還能類比，侷限在小小的市中心，分散在七零八落的圖書館咖啡店和食肆裡，偶爾天氣特別好時才到河邊懶散地曬太陽。日子單調，像是被遺忘的日曆，恰恰反映我的論文動機「無聊」。上上個世紀末的無聊與徬徨如說書人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被特別鍾情的詩人與哲學家傳遞，最後悄悄埋藏在難產且最終無人翻閱的論文裡。

慕尼黑相較群魔亂舞與享樂主義風行的柏林，的確是個無聊的城市。夏天的花園裡陽光燦爛乾淨明亮，人群裝束整齊，不暴躁也不憂鬱。冬天白雪綿綿，讓人連出門都提不起勁。某個來自波士頓的女友曾經這樣說：「慕尼黑的住民太完美閃亮了，閃亮到不真實。」還算妥帖。

我的慕尼黑經歷的確無聊也不真實，只是少了點閃亮。和昔日的曾經親密的友人分離、換了間本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之後，到訪慕尼黑的機會又更少了。在乾淨到失真的街道上行走，漸漸也從百感交集轉換成觀光客的心情。

我曾經差點搬到這個無聊的城市呀，穿著柏林風格的隨意混搭，我和身著硬挺Polo衫的年輕人們擦身而過，被風吹得鼓起的和風長外套幾乎刮過他們蒼白的手臂。他們對我點頭微笑，操著巴伐利亞腔說了：Gruß Gott!

習慣了柏林住民的暴躁憂鬱與行步匆匆，我愣了一下，才趕緊回了Gruß Gott。

天鵝，初夏週日的散步路線。

柏林初夏，一襲輕便，隻身前往藝廊週末。散步路線從Hallesches Tor出發，步行到König Galerie，之後前往Berlinische Galerie，一時興起，沿著運河散步。

雖在柏林最熱鬧也相對混亂的Kreuzberg（十字山）區，Halleschs Kiez卻是極為寧靜。每年只有在Karneval der Kulturen（文化嘉年華）時熱鬧個一個週末，平日街上甚至少見行人。我在這區度過了超過半年的幽靜時光，直到搬遷到離學校較近的一個藝術家公寓。

其實Hallesches Kiez不是理想的運河散步地點，運河沿岸交通繁忙，不是多美好的風景。沿著Waterloo Ufer，意圖往西，卻不小心一路向東。沿途落英繽紛、水光瀲灩，偶爾見到一兩隻落單的天鵝，被觸發了memoire involontaire（非自願性回想？）。我的雙十年代沿著波光，也一路東去。

二零零八年，我二十歲，第一次來到德國。那時落腳的城市是港都漢堡。那時不諳德語，也不熟悉大眾交通工具，對城市的記憶零碎，被水道、橋、大學和腳踏車道分割。在某個週末，與一行同樣不諳德語的東方面孔被在地人領著，穿過公園的綠草地，看人擲白鐵球、一邊蹭著巨大的西洋棋。一個笑容可掬的老爺爺見我面孔新奇，前來搭話。腦中一片空白的我只能訕訕地說Mein Deutsch ist echt schlecht（我的德文不好）後尷尬地離開。

我提著在魚市場撿便宜購得的李子和蘑菇，沿著河畔西行。那是我初見天鵝，興奮莫名。見有人往河裡扔麵包，天鵝一一划水過來爭食。我有樣學樣地往河裡扔蘑菇，天鵝是過來了，卻把蘑菇一口吐出。高貴的天鵝不吃蘑菇呢，這是我對天鵝的第一印象。

再次見到天鵝，我已遷居柏林。那時和三兩法國女孩前往Wansee（萬湖）。女孩們戲水，我在人造沙灘上讀書。忽聞嘶啞的「呱呱呱」聲，抬頭一看，一隻巨大的天鵝人立，脅迫著眼前的金髮少年。我抱著書，後退了老遠。害怕之餘，還是懾服於天鵝健美的身姿。

那時，看到天鵝還是會想起希臘神話，還是會想起Leda and the swan，還是會想起Asselijn的畫。

最後，天鵝就只是運河旁的尋常景緻。不再高雅尊貴，不再被刻意冠上文學藝術的脈絡－－就只是在湖畔爭食的貪嘴生物。我走完了Hallesches Kiez的藝廊點，糊裏糊塗地走到了鄰近Prinzenstrasse的Carl Herz Ufer。走累了，挑了棵樹櫻花樹下坐下。適逢勞動節，對岸的搖滾樂聲震天，渾不搭眼前的斜柳垂楊、天鵝悠游的牧歌風光。

我席地而坐，看著不遠處的嬉皮走slackline，看著土耳其裔的父親抱著女兒，坐在巨石上。濃眉大眼的兒子伸長手，想觸摸天鵝，最後卻還是膽怯縮手，只往河裡扔土耳其麵包。我面對著運河書寫，看著天鵝聚散，任憑初夏的微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直到天色漸晚，父親攜著兒女回家。天鵝見無人餵食，各自散開。只便宜了一群麻雀，啄食著河畔殘存的麵包屑。

我揉了揉發痠的小腿，趁著夕照將河水染成鎏金，披上風衣，徒步回家。

思念的是不存在的故鄉。

德文的鄉愁是多寫實的一個字——Heimweh——想到家時的痛。離家多年，鄉愁之於我，從初來乍到時的猛烈疼痛，到中期的隱隱作痛，到最後埋藏起來，不被觸發便不痛。離家多年，具象的鄉愁逐漸轉化成不能名狀的渴望（Sehnsucht）。

如席勒在同名詩中對Sehnsucht的演繹：Die Sehnsucht, die Sehnsucht. Bin wie ein Blinder, der das Sehen sucht，渴望就如盲人尋找視覺。盲人也是最妥貼的譬喻了。雖不能見物，卻能倚靠其他感官建構出一個極其渴望見到的世界。世界感覺雖真切，卻不具象。

相較於感官，離家的遊子仰賴的是記憶。如瑪德蓮觸發似水年華，觸發我的記憶的，卻是病痛。病到第五日，不發燒了，改成止不住的咳。咳得全無間斷、咳得撕心裂肺、咳得喘不過氣之餘喚起久遠的記憶。

先是想起大學時期，一通電話或是一封簡訊，好友便攜著感冒藥和廣東粥探病。而後想起大一時第一次重感冒，那時還沒交上交心的朋友，打了通電話回家，聽見母親的聲音就哭了。父親連夜開車接我回家，我在房裡裹著毯子全身發抖。那時回家也不難，開車只要半小時，不過是東柏林到波茲坦的距離。

那個家已轉賣，送粥送藥的好友已移居北美，校園裡的杜鵑花落花開了幾回，大興土木後地景也早已大不相同。景物、人事，椰林大道上的青春笑語都成明日黃花。往歐洲離散之後，能記起的也只有破碎的片段。記憶中的台北只是大學、咖啡廳、Live House、美術館和書店的碎片集結。當年，騎著單車循著（比今日還少了好幾條線的）捷運的我不曾迷路－－巴黎教會了班雅明迷路的藝術，柏林除了教會了我迷路也教會了我散步，教會了我城市的本質。

漫步在柏林的我偶爾犯的鄉愁，是已抽象化的Sehnsucht，而思念的，是已不存在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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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雖可看作實質上的家，畢竟人說在紐約五年就是個紐約客。但在柏林六年，旅行時被人問起從哪裏來，總還是不知從何答起。

在阿姆時曾在市中心被辦單身派對的一行年輕男子攔下，問我從哪裡來，在阿姆幹什麼。猶豫了一下，回答了柏林。

「拜託，是問妳原來從哪裏來。」我還記得打斷我的那個德國男子的姿態是如何的理所當然與高高在上。

碎片：拉普蘭極光記。

2012年春，我隨興地決定和兩個可說是素昧平生的女孩到拉普蘭看極光。從決定到訂票出發，也不過是個把星期的時間。整理舊筆記時，找到以下兩則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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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搭上前往北極的列車，在狹小的臥舖上多次被凍醒。但真正有「啊，是到北極了」的真實感是在清晨，窗外白雪暟暟、山色蒼冷；雪地反射的陽光刺眼，我們不可能再入夢。

同車廂有個大叔，來自我們要前往的基律納（Kiruna，瑞典最北的城市）。也許看見三個亞洲女孩的組合特別新奇，大叔開始與我們搭話。對談時我原也不感到特別，但回頭想，他算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北極人－－亞熱帶小島童年時胡謅的嚮往：我要去北極，看冰屋，和北極人聊天說話，一瞬間，竟都成了真實。那時的我還未聽聞過極光，極光卻也是此行唯一目的。見著了極光，夕死可以，我十分浮誇地寫下。

於是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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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不算好，接待我們的天體物理學研究生要我們做好心理準備，這次可能看不到極光了。然而他在實驗室的天文望遠鏡裡隱約看見了一抹淡綠，於是我們決定踏雪，屏息等待歐若拉女神的露面。

在極地裡疾行，尋找燈光晦暗處。我們沿著鐵路行走，倏忽抬頭，歐若拉女神已然降臨。一開始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但瞬間忽然又脫了矜持，大方地露臉。螢光綠，赭紅，多色光束如煙，如噴發的火山，毫無保留地恣意展開舞動。無人的雪地，萬古以來未曾多變的澄澈星空，歐若拉女神繼續幻化舞姿；一開始我還徒勞地舉起相機紀錄，但眼前的絕色豈是人工數碼所能稍加模擬？我最後還是放下相機，靜靜地，見證神跡。

仰望著天空，排山倒海的感動讓我完全失了言語，幾乎落淚。我終於理解，滄海一粟，人生如蜉蝣這類形容詞不盡然是陳腔濫調；渺小的我被包裹進巨大的感動之中，所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惡夜鬱積的，以吞噬我之姿出現的煩惱苦痛，在此時此刻都顯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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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想起，我還記得回程我們乘風而行，路燈燈火闌珊，我們開啟手機的照明功能。我看著走在前面的女孩敞開的羽絨衣隨風鼓脹，衣尾在風中飛揚，如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登高畫，畫名就叫霧海上的漫遊者（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在我還住在戰前老建築，與從前的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和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比鄰時，房裡就貼了一幅。現在的我，文本及藝術口味都不如從前浪漫了。來德國是以浪漫主義為契機，中途，就變成現代主義的信徒了。不再在霧海上漫遊，而是在城市漫遊，甚而在廢墟漫遊。

即便如此，偶爾我還是非常渴望重溫這個與崇高（sublime）有著最直接接觸的一晚。

阿姆雙週誌。（續）

在阿姆的最後一個週末，無視著狂風暴雨，向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挺進。一路狼狽，傘被吹花了幾次，到了館內才發現，傘骨都吹折了。

我念舊，不禁感到難過。這傘陪我五年，與我一同遊歷了無數城市。與我一同在煙雨濛濛的蒙馬特散步、在波多努力爬坡時為我抵擋過驟雨、在維洛那時差點就將積累的雨水濺在賣燉飯的小販的身上－－就連在風雨交加的威爾斯，這傘也是安然無恙地陪我回到柏林－－摺得齊整，溫順地待在同花色的傘套裡。

狼狽地收好鞠躬盡瘁的傘，我步入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穿過同樣狼狽的遊客，讓館員掃過電子票，終於暫時躲過風暴。

林布蘭的「夜巡」前實在萬頭鑽動，與羅浮宮的蒙娜麗莎前停不下的閃光燈一樣令人生厭。讓我駐足最久的是國家博物館購入的第一個館藏－－「被威脅的天鵝」。

說來慚愧，認識這幅畫許久，我竟不知道這是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館藏。而我實在不喜歡博物館導覽，所謂的官方詮釋，如此輕易地破壞了我多年來與這幅畫建立的私人連結。

撇開官方說法裡的政治意涵不談，我見驚懼的天鵝如見老友，腦中響起的是波特萊爾的《天鵝》的第一句詩句：「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 ／安卓瑪赫，我想起妳！」 

在特洛伊戰爭失去丈夫赫克托的安卓瑪赫，命運一同其他的特洛伊女人，成為戰俘。其掙扎、屈辱，面對威脅擺出的最後防禦姿態，或許就如波特萊爾看見的，從籠中逃出的驚懼天鵝:

Baignait nerveusement ses ailes dans la poudre／Et disait, le coeur plein de son beau lac natal／« Eau, quand donc pleuvras-tu? quand tonneras-tu, foudre? » 潔白的翅膀落地蒙塵，嘶啞聲中透露著對故鄉湖水的渴望－－雨，究竟何時才會落下？雷，何時才會響起？

這振翅揮喊，是怎樣的死亡舞步？多年前，我與一同寫作的朋友們曾論及將死的天鵝。不如她們想像的，溫柔優雅地死去，我想像中的天鵝死亡舞步是充滿戲劇性的表演：歇斯底里的吼叫、振翅、自殺式地衝入已乾涸的湖。最後的吶喊用盡殘破身軀的全部力氣，宛如女王一般地死去。

安卓瑪赫，我想起妳。

安卓瑪赫渴望的雷雨，在同一個展區的畫中降下。也不過幾幅畫之遙，展的就是Wilhelm van de Velde的「風暴」。

乘風破浪時遇見的海上風暴，除了直觀地讓人想起透納，也再度讓我想起波特萊爾。本來，現代性就是在探索世界後的產物。在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裡，波特萊爾言及了ennui（讓人失去動力的無聊），或是spleen（憂鬱）。（在我自己畫成的文學地圖中，ennui、spleen都是現代性的表現，只是隨時代、隨批評家有不同的命名。）在惡之華收錄的航海記（Le Voyage）中，水手們隨著眼界的拓寬，也感受到了現代性的憂鬱籠罩：

Nous avons vu des astres／Et des flots, nous avons vu des sables aussi／Et, malgré bien des chocs et d'imprévus désastres／Nous nous sommes souvent ennuyés, comme ici. 我們見過了星星，見過了浪，見過了沙灘和海洋，但即時偶有驚嚇或災難，我們在這依舊感到無聊。

這無聊有別於前現代的無聊，如班雅明的說故事儀式。在前現代，經驗（Erfahrung）在群體中以故事的形式經由口述而延續。那是個簡單的年代，人們有時間聽故事，勾毛線。探索了沙灘和海洋，經歷了現代發展，到達了資訊爆炸的現代，現代人連讀完整份報紙的能力都被剝奪。說故事的群體傳達的是前現代的完整經驗（Erfahrung），而不是現代的破碎經歷（Erlebnis）。說故事脫因於前現代的無聊，有聽者，與現代性帶來的孤寂無聊是截然不同的心境。

現代性貫穿畫作，我隻身在數小時內穿越展場，見荷蘭誇耀東印度公司海上霸權、見到一個又一個慕華之風下的青花瓷、四柱床與櫥櫃、見數百年來時尚雜誌的演進與流變，帶來的情感觸動都不如這兩幅畫。不知不覺已到閉館時，館外風暴卻仍在持續。這個城市一下雨就淹水，遇上了暴風，連電車都停駛了。

幸好在歐洲養成了漫步的習慣，博物館到住處，也不過數公里的路程。「阿姆斯特丹也不是特別大」，我帶著柏林住民的自鳴得意，將傘骨斷裂的傘安置在超市的亮藍色塑膠袋裡，踩著跟鞋喀喀喀地步行回家。

260715

寫於阿姆斯特丹KATSU Coffeeshop。

阿姆雙週誌。

一。

鞋盒般大小的房間，無法恣意伸展四肢的單人床墊，似懂非懂的語言，每天早上乘著搖搖晃晃的窄小五號電車，放下書，看著車外風景，匡啷筐啷地穿過街頭。對面電車交錯，近得簡直就像要撞上。

在柏林安身日久，早已忘了初來乍到新城市的不安與惶恐。

脫離了舒適的大房間、失去了早已爛熟於胸的地鐵地圖、無法如數家珍地列舉餐廳與咖啡廳、錯過週間的公園野餐、週末也不再宴飲騷莎，更不會穿上小洋裝就去參加另一個街頭節日。脫去了在地人的從容硬殼，狼狽之餘試圖在陌生中找到穩定節奏。

有不順利，有每週每晚夢見工作開天窗的壓力，但也有種回到留學初期的懷舊。初來歐洲時年紀尚小，一受挫便想跳上飛機躲回家；但也知道不是辦法，埋在紙堆裡嘩啦嘩啦地哭。現在倒是不哭了，頂多仰天長嘆，然後陰著臉，假裝沒聽見行車經過運河邊的腳踏車騎士的口哨，大步流星地拎著咖啡杯回辦公室。

二。

人人皆說阿姆斯特丹是西歐最美的城市，運河交錯，風景如畫。我只有週末才有空和萬千觀光客一同欣賞。第一個週末，烈日下排著兩個小時的隊，魚貫而入進美術館。到了館內也是排隊，等前人看完了畫才遞補空位。不像朝聖，倒像進香。

我有這樣的一個心願，哪天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找間老建築，擺個古典碗櫥，安上個電唱機，放著黑膠爵士唱盤，邊在煤氣爐上用摩卡壺煮咖啡，邊用打字機寫封長信。其實2010-2013年我在Schöneberg的住處（而那時我家離里爾克和沙樂美的故居也不過幾步路）過得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生活，只差沒有電唱機，打字機也找不到合適的墨帶。那段日子，來過我家排練的劇團友人或遊經柏林的的外文系同窗無不羨慕我家客廳的懷舊風情。

兩年之後，我在阿姆斯特丹，逛著舊物市場，看著古典碗櫥、看著電唱機。在阿姆的第二個週末，總算交上了當地的德國朋友。（說來諷刺，我在荷蘭首都說的德文怕是比在德國首都還多）晚到的友人問我踅了一圈有沒有看見中意的東西，我說有是有，可是搬不回柏林。最後才在半曬半賣的荷語書堆裡找到了海涅全集。擺上觀光客的面孔和老闆講價，裝著無辜「這麼多本我帶不回去嘛」，硬是把全集的第一本買走，還買了個好價錢。

轉個彎，在另一個角落，映入眼簾竟然就是The Yellow Book。我事後和S這樣說，文學學生的背景，讓我心裡保留了一塊工作壓力再大也無法侵犯的小小淨土。看見The Yellow Book，這兩週的壓力、對自我價值的質疑在那剎那間都消解了。當年研究Fin de Siècle只能忝著臉用JSTOR印論文，或是在 aaaaarg找電子版。而在我現在工作與所學既相關，卻又幾乎無關的當時，讓我看見了昔日心心念念的原典。黃色的書皮，久違的Aubrey Beardsley的插畫。我幾乎是顫抖著手捧著書和女老闆講價。只可惜女老闆堅若磐石，硬是原價賣給了我。

揹著兩本精裝書，和德國女孩話別。從滑鐵盧廣場硬是走到鑄幣廣場，搭電車回家。乍暖還寒了幾日，運河之城再度陽光燦爛。我操著生硬的荷語地名和電車司機確認方向，找了個靠窗的位子開始眺望城市風景。途徑海尼根釀酒廠，路依舊不寬，踩著踏板經過的騎士近的眉目清晰可辨。

電車進站，才發現，原來我家附近，就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的文學畢業生，捧著昔日研究的書，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下車，緩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