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鵝，初夏週日的散步路線。

柏林初夏，一襲輕便，隻身前往藝廊週末。散步路線從Hallesches Tor出發，步行到König Galerie，之後前往Berlinische Galerie，一時興起，沿著運河散步。

雖在柏林最熱鬧也相對混亂的Kreuzberg（十字山）區，Halleschs Kiez卻是極為寧靜。每年只有在Karneval der Kulturen（文化嘉年華）時熱鬧個一個週末，平日街上甚至少見行人。我在這區度過了超過半年的幽靜時光，直到搬遷到離學校較近的一個藝術家公寓。

其實Hallesches Kiez不是理想的運河散步地點，運河沿岸交通繁忙，不是多美好的風景。沿著Waterloo Ufer，意圖往西，卻不小心一路向東。沿途落英繽紛、水光瀲灩，偶爾見到一兩隻落單的天鵝，被觸發了memoire involontaire（非自願性回想？）。我的雙十年代沿著波光，也一路東去。

二零零八年，我二十歲，第一次來到德國。那時落腳的城市是港都漢堡。那時不諳德語，也不熟悉大眾交通工具，對城市的記憶零碎，被水道、橋、大學和腳踏車道分割。在某個週末，與一行同樣不諳德語的東方面孔被在地人領著，穿過公園的綠草地，看人擲白鐵球、一邊蹭著巨大的西洋棋。一個笑容可掬的老爺爺見我面孔新奇，前來搭話。腦中一片空白的我只能訕訕地說Mein Deutsch ist echt schlecht（我的德文不好）後尷尬地離開。

我提著在魚市場撿便宜購得的李子和蘑菇，沿著河畔西行。那是我初見天鵝，興奮莫名。見有人往河裡扔麵包，天鵝一一划水過來爭食。我有樣學樣地往河裡扔蘑菇，天鵝是過來了，卻把蘑菇一口吐出。高貴的天鵝不吃蘑菇呢，這是我對天鵝的第一印象。

再次見到天鵝，我已遷居柏林。那時和三兩法國女孩前往Wansee（萬湖）。女孩們戲水，我在人造沙灘上讀書。忽聞嘶啞的「呱呱呱」聲，抬頭一看，一隻巨大的天鵝人立，脅迫著眼前的金髮少年。我抱著書，後退了老遠。害怕之餘，還是懾服於天鵝健美的身姿。

那時，看到天鵝還是會想起希臘神話，還是會想起Leda and the swan，還是會想起Asselijn的畫。

最後，天鵝就只是運河旁的尋常景緻。不再高雅尊貴，不再被刻意冠上文學藝術的脈絡－－就只是在湖畔爭食的貪嘴生物。我走完了Hallesches Kiez的藝廊點，糊裏糊塗地走到了鄰近Prinzenstrasse的Carl Herz Ufer。走累了，挑了棵樹櫻花樹下坐下。適逢勞動節，對岸的搖滾樂聲震天，渾不搭眼前的斜柳垂楊、天鵝悠游的牧歌風光。

我席地而坐，看著不遠處的嬉皮走slackline，看著土耳其裔的父親抱著女兒，坐在巨石上。濃眉大眼的兒子伸長手，想觸摸天鵝，最後卻還是膽怯縮手，只往河裡扔土耳其麵包。我面對著運河書寫，看著天鵝聚散，任憑初夏的微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直到天色漸晚，父親攜著兒女回家。天鵝見無人餵食，各自散開。只便宜了一群麻雀，啄食著河畔殘存的麵包屑。

我揉了揉發痠的小腿，趁著夕照將河水染成鎏金，披上風衣，徒步回家。

思念的是不存在的故鄉。

德文的鄉愁是多寫實的一個字——Heimweh——想到家時的痛。離家多年，鄉愁之於我，從初來乍到時的猛烈疼痛，到中期的隱隱作痛，到最後埋藏起來，不被觸發便不痛。離家多年，具象的鄉愁逐漸轉化成不能名狀的渴望（Sehnsucht）。

如席勒在同名詩中對Sehnsucht的演繹：Die Sehnsucht, die Sehnsucht. Bin wie ein Blinder, der das Sehen sucht，渴望就如盲人尋找視覺。盲人也是最妥貼的譬喻了。雖不能見物，卻能倚靠其他感官建構出一個極其渴望見到的世界。世界感覺雖真切，卻不具象。

相較於感官，離家的遊子仰賴的是記憶。如瑪德蓮觸發似水年華，觸發我的記憶的，卻是病痛。病到第五日，不發燒了，改成止不住的咳。咳得全無間斷、咳得撕心裂肺、咳得喘不過氣之餘喚起久遠的記憶。

先是想起大學時期，一通電話或是一封簡訊，好友便攜著感冒藥和廣東粥探病。而後想起大一時第一次重感冒，那時還沒交上交心的朋友，打了通電話回家，聽見母親的聲音就哭了。父親連夜開車接我回家，我在房裡裹著毯子全身發抖。那時回家也不難，開車只要半小時，不過是東柏林到波茲坦的距離。

那個家已轉賣，送粥送藥的好友已移居北美，校園裡的杜鵑花落花開了幾回，大興土木後地景也早已大不相同。景物、人事，椰林大道上的青春笑語都成明日黃花。往歐洲離散之後，能記起的也只有破碎的片段。記憶中的台北只是大學、咖啡廳、Live House、美術館和書店的碎片集結。當年，騎著單車循著（比今日還少了好幾條線的）捷運的我不曾迷路－－巴黎教會了班雅明迷路的藝術，柏林除了教會了我迷路也教會了我散步，教會了我城市的本質。

漫步在柏林的我偶爾犯的鄉愁，是已抽象化的Sehnsucht，而思念的，是已不存在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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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雖可看作實質上的家，畢竟人說在紐約五年就是個紐約客。但在柏林六年，旅行時被人問起從哪裏來，總還是不知從何答起。

在阿姆時曾在市中心被辦單身派對的一行年輕男子攔下，問我從哪裡來，在阿姆幹什麼。猶豫了一下，回答了柏林。

「拜託，是問妳原來從哪裏來。」我還記得打斷我的那個德國男子的姿態是如何的理所當然與高高在上。

六年。

六年。

六年，足以讓懵懂背誦白居易的小學生成為研讀文學批評的大學生；足以讓意氣風發的留學生斂起鋒芒，安分地融入當地的景觀。

六年後，我在美軍機場附近的住處被暑熱薰醒。滑開手機，看見浮誇的標題：史上最強颱直擊台灣。

六年前的生日我記憶特別深刻。不只是因為我從此離開亞洲，也是因為當時是狂風暴雨的颱風日，同時也是七夕。三個戲劇性的場景一次湊齊，我獨自待在舟山路的宿舍，渾然未覺這是怎樣的mise en scène。

那天我特別失落，說好一同吃飯的同窗友人們見強颱來襲，自然是出不了門。可我偏偏也是有三兩個瘋狂朋友，在MSN說了：走，我們去師大夜市喝酒。

那個朋友圈的人都喊我F。F for files。總是記得所有人偶爾提過的細節，無論多麼瑣碎，都在我的記憶歸檔。從小我就是對瑣碎資訊特別上心，在亞洲式的升學體制下，這倒是讓我成為貌似菁英的能力。

還記得我們選了師大夜市的一間小酒館，店名也叫bistro。從公館捷運站到台電大樓站大約十分鐘的路程，在風雨交加下我硬是走了快半小時。

那晚的成員也不過四個。人少，組合說怪卻也不怪，一個歷史研究者、一個即將成為留學生、一個電腦工程師、一個咖啡店老闆娘。我們在小酒館喝酒，館內放著不插電的民謠，閒聊。

我還記得，會開始聽魔幻搖滾，是因為咖啡店老闆娘。她說到店裡放了mazzy star，充滿江湖味的中年男子問她是什麼音樂，聽了心都揪在一起了。大哥也許不聽這類音樂，感受性卻還是有的。

認識她時我才十九歲，當時二十五歲的她處於我極為嚮往的年紀－－音樂品味、冷冽的文風、完美的妝容；我們互喊相公和娘子，一起去了音樂節。不知不覺我已過了二十五歲，音樂的品味倒還是留在那時。心煩意亂時，依舊點開mazzy star。

在小酒館的那個晚上，我還記得隔壁桌的男孩是如何想讓女孩印象深刻。他說他來自加拿大，砍了好多好多的櫻桃樹。女孩問他住加拿大那裏，他驕傲地說是溫哥華，加拿大待久了，中文都不大會說了。可他說起英文口音實在太不北美，那時我挺失禮地輕笑出聲。

我對瑣碎的資訊總是記得特別清。

我倒是從來沒想過，從那年後，我的生日再也不在台北過了。在巴黎過、在威尼斯過、在慕尼黑過、自然也在柏林過；這些生日，我記得片段－－馬可波羅廣場薰風一吹立刻融化的昂貴冰淇淋、蒙馬特的瑪德蓮（「妳哭得就像瑪德蓮」）、德國夏日公園猛撲向野餐盤的馬蜂。

唯一完整記得的對話，卻是六年前的颱風夜，鄰桌男孩炫耀著砍掉了多少棵櫻桃樹。

那時我還不太會喝酒（雖然現在也不算會），乘著酒意，兩頰酡紅地回宿舍。風雨已歇，沿途見招牌歪斜，樹木傾倒，總是熱鬧不已的師大路，就我們這行人。充滿戲劇性的場景，雷聲大雨點小地結束。

好友幾年前搬到了溫哥華，我倒是從來沒向她問起那邊的櫻桃樹。

07082015

阿姆雙週誌。（續）

在阿姆的最後一個週末，無視著狂風暴雨，向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挺進。一路狼狽，傘被吹花了幾次，到了館內才發現，傘骨都吹折了。

我念舊，不禁感到難過。這傘陪我五年，與我一同遊歷了無數城市。與我一同在煙雨濛濛的蒙馬特散步、在波多努力爬坡時為我抵擋過驟雨、在維洛那時差點就將積累的雨水濺在賣燉飯的小販的身上－－就連在風雨交加的威爾斯，這傘也是安然無恙地陪我回到柏林－－摺得齊整，溫順地待在同花色的傘套裡。

狼狽地收好鞠躬盡瘁的傘，我步入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穿過同樣狼狽的遊客，讓館員掃過電子票，終於暫時躲過風暴。

林布蘭的「夜巡」前實在萬頭鑽動，與羅浮宮的蒙娜麗莎前停不下的閃光燈一樣令人生厭。讓我駐足最久的是國家博物館購入的第一個館藏－－「被威脅的天鵝」。

說來慚愧，認識這幅畫許久，我竟不知道這是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館藏。而我實在不喜歡博物館導覽，所謂的官方詮釋，如此輕易地破壞了我多年來與這幅畫建立的私人連結。

撇開官方說法裡的政治意涵不談，我見驚懼的天鵝如見老友，腦中響起的是波特萊爾的《天鵝》的第一句詩句：「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 ／安卓瑪赫，我想起妳！」 

在特洛伊戰爭失去丈夫赫克托的安卓瑪赫，命運一同其他的特洛伊女人，成為戰俘。其掙扎、屈辱，面對威脅擺出的最後防禦姿態，或許就如波特萊爾看見的，從籠中逃出的驚懼天鵝:

Baignait nerveusement ses ailes dans la poudre／Et disait, le coeur plein de son beau lac natal／« Eau, quand donc pleuvras-tu? quand tonneras-tu, foudre? » 潔白的翅膀落地蒙塵，嘶啞聲中透露著對故鄉湖水的渴望－－雨，究竟何時才會落下？雷，何時才會響起？

這振翅揮喊，是怎樣的死亡舞步？多年前，我與一同寫作的朋友們曾論及將死的天鵝。不如她們想像的，溫柔優雅地死去，我想像中的天鵝死亡舞步是充滿戲劇性的表演：歇斯底里的吼叫、振翅、自殺式地衝入已乾涸的湖。最後的吶喊用盡殘破身軀的全部力氣，宛如女王一般地死去。

安卓瑪赫，我想起妳。

安卓瑪赫渴望的雷雨，在同一個展區的畫中降下。也不過幾幅畫之遙，展的就是Wilhelm van de Velde的「風暴」。

乘風破浪時遇見的海上風暴，除了直觀地讓人想起透納，也再度讓我想起波特萊爾。本來，現代性就是在探索世界後的產物。在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裡，波特萊爾言及了ennui（讓人失去動力的無聊），或是spleen（憂鬱）。（在我自己畫成的文學地圖中，ennui、spleen都是現代性的表現，只是隨時代、隨批評家有不同的命名。）在惡之華收錄的航海記（Le Voyage）中，水手們隨著眼界的拓寬，也感受到了現代性的憂鬱籠罩：

Nous avons vu des astres／Et des flots, nous avons vu des sables aussi／Et, malgré bien des chocs et d'imprévus désastres／Nous nous sommes souvent ennuyés, comme ici. 我們見過了星星，見過了浪，見過了沙灘和海洋，但即時偶有驚嚇或災難，我們在這依舊感到無聊。

這無聊有別於前現代的無聊，如班雅明的說故事儀式。在前現代，經驗（Erfahrung）在群體中以故事的形式經由口述而延續。那是個簡單的年代，人們有時間聽故事，勾毛線。探索了沙灘和海洋，經歷了現代發展，到達了資訊爆炸的現代，現代人連讀完整份報紙的能力都被剝奪。說故事的群體傳達的是前現代的完整經驗（Erfahrung），而不是現代的破碎經歷（Erlebnis）。說故事脫因於前現代的無聊，有聽者，與現代性帶來的孤寂無聊是截然不同的心境。

現代性貫穿畫作，我隻身在數小時內穿越展場，見荷蘭誇耀東印度公司海上霸權、見到一個又一個慕華之風下的青花瓷、四柱床與櫥櫃、見數百年來時尚雜誌的演進與流變，帶來的情感觸動都不如這兩幅畫。不知不覺已到閉館時，館外風暴卻仍在持續。這個城市一下雨就淹水，遇上了暴風，連電車都停駛了。

幸好在歐洲養成了漫步的習慣，博物館到住處，也不過數公里的路程。「阿姆斯特丹也不是特別大」，我帶著柏林住民的自鳴得意，將傘骨斷裂的傘安置在超市的亮藍色塑膠袋裡，踩著跟鞋喀喀喀地步行回家。

260715

寫於阿姆斯特丹KATSU Coffee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