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出生， 也許是最大的恩惠。

「妳還不夠寂寞。」

「要怎麼樣才算夠寂寞？」

「等妳學會和寂寞共處的時候。」

某個冷冽的週末清晨，和友人短暫地討論了寂寞的本質後，我披上橄欖綠的大衣，架上與那陰天格格不入的紫色太陽眼鏡，出門。

太陽眼鏡是很神奇的發明，躲在薄薄的有色鏡片後，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任何人；可以恣意觀察行人，可以孤冷，可以強大，可以不必擔心青腫的眼圈，可以不是個茫然的異鄉人。我穿著牛津鞋，架著太陽眼鏡，咖搭咖搭地走向住家對面的波士尼亞麵包店，面色木然語氣平淡地點了杯咖啡。握著咖啡杯，繞過附近的墓園，到了住處附近的公園Hasenheide。

兔子石楠原，我心想，自初夏搬到此處，我明明還沒在這個公園裡看過石楠，倒是見過幾隻兔子－－還不如乾脆叫作兔子原。獨自一個人散步時總有很多奇妙的思緒，而我本擅於把最不熟悉的地景和最親密的童年記憶做連結；曾經補習「科學教育」，科展沒做成，倒是和當時的指導老師到了個舊名「兔子坑」的野地收集過獨角仙。兔子坑是片枝葉繁茂的樹林，不像冬日的兔子原，枝木光禿，落葉掃盡。

我本想一個人散步，一路上淨挑沒人的路走。有個禁止通行的柵欄不知被哪個好事的遊客打開，我也沒多想地晃進裡面。封閉區的落葉滿階無人清理，一層層鋪成了腐色的小徑。可惜前晚下了雨，要不秋天的落葉踩起來最是爽脆。我踩著不乾不脆的落葉，看深秋的陽光穿透樹枝，看風捲落葉，看木幹上的青苔的腐色蕈類，看不知為何搭起的小石牆，心想，真像個小小的墓拱。 

我聽見人聲就換方向，卻發現自己一直在兜圈子；這還真是人生的寫照啊，不知所謂地繞進密園，光景好時或許是柳暗花明，蕭索時卻是落葉蔽徑。究竟為何身在此地而不是他處，為何而生，又該追求什麼？為什麼其他人能陽光健康的面對未來呢？我怎麼繞，都繞不出來，繞到咖啡都涼了，手都冷了，甚至連人聲都沒了，我還是沒繞出來。

我望著小小的墓拱，看著顏色和落葉幾乎同調的腐色蕈類；不被任何人企盼地出生，才出生就染上死亡的顏色，也將無人知曉無聲無息地漸漸腐朽凋零。不禁想起Sophocles也許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To never have been born may be the greatest boon of all. 未曾出生，也許是最大的恩惠。 

我還是沒找到和寂寞共處的方式，也還沒找到腦中閃過諸多問題的答案，卻冷得再也走不動了。這個惡冬前最後的深秋日，終究還是任性地抱著蕭瑟的心，迷惘地尋著者人聲出園。

膜

在家養病的一週，與世界相隔一層膜。

養胃的膜、吞藥前先喝雞湯，母親食譜，德國食材的半調子雞湯；人際的膜、到了咖啡廳卻只是看書，手機開啟勿擾；語言的膜、惜字如金，上個對話的對象是父親，討論哀愁嗓音的爵士女伶；光影的膜、到住所附近的公園散步，逢魔時刻，承繼父系的散光遺傳，看地景也多了一層橘黃濾鏡。

離家許久，我對於半調子的擬仿也算頗有心得。再陌生的光景，都能牽強附會一些久遠的記憶。公園裡綠樹蔽天，透過葉子的縫隙看著殘缺的天色。那時外婆是這樣和我說的：「多看綠色植物，對妳的眼睛好。」孩子的眼裡，連小樹都像參天古木。那時死命盯著綠樹，枝葉茂密幾乎看不見天空。

包覆在夢境的膜裡，見了外婆，她精神健旺，嚴厲卻又溫柔。夢裡又成了孩子，不愛穿鞋，赤腳下樓梯。睡眠本是死亡的擬仿，在近乎死亡的狀態，遇見已故的人。

思維的膜、藥後的昏沈，行文斷裂不成章句，然後想起兩年多前被膜包覆的日子。

i think i too have known autumn too long.

慕尼黑。

本該是上班日，在泰戈爾機場啜飲著連鎖麵包店食之無味的咖啡。往慕尼黑移動的方式由共乘到特快火車、到廉價的長程公車、到為公務搭乘飛機、到為訪友而規劃的飛行；簡直像是在嘗試到慕尼黑的百種方式。在身為圖書館遊牧民的日子裡，巴伐利亞國圖我甚至來去的比自由學腦狀的人文圖書館更加頻繁。

我的慕尼黑經驗和台北經驗其實還能類比，侷限在小小的市中心，分散在七零八落的圖書館咖啡店和食肆裡，偶爾天氣特別好時才到河邊懶散地曬太陽。日子單調，像是被遺忘的日曆，恰恰反映我的論文動機「無聊」。上上個世紀末的無聊與徬徨如說書人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被特別鍾情的詩人與哲學家傳遞，最後悄悄埋藏在難產且最終無人翻閱的論文裡。

慕尼黑相較群魔亂舞與享樂主義風行的柏林，的確是個無聊的城市。夏天的花園裡陽光燦爛乾淨明亮，人群裝束整齊，不暴躁也不憂鬱。冬天白雪綿綿，讓人連出門都提不起勁。某個來自波士頓的女友曾經這樣說：「慕尼黑的住民太完美閃亮了，閃亮到不真實。」還算妥帖。

我的慕尼黑經歷的確無聊也不真實，只是少了點閃亮。和昔日的曾經親密的友人分離、換了間本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之後，到訪慕尼黑的機會又更少了。在乾淨到失真的街道上行走，漸漸也從百感交集轉換成觀光客的心情。

我曾經差點搬到這個無聊的城市呀，穿著柏林風格的隨意混搭，我和身著硬挺Polo衫的年輕人們擦身而過，被風吹得鼓起的和風長外套幾乎刮過他們蒼白的手臂。他們對我點頭微笑，操著巴伐利亞腔說了：Gruß Gott!

習慣了柏林住民的暴躁憂鬱與行步匆匆，我愣了一下，才趕緊回了Gruß Gott。

天鵝，初夏週日的散步路線。

柏林初夏，一襲輕便，隻身前往藝廊週末。散步路線從Hallesches Tor出發，步行到König Galerie，之後前往Berlinische Galerie，一時興起，沿著運河散步。

雖在柏林最熱鬧也相對混亂的Kreuzberg（十字山）區，Halleschs Kiez卻是極為寧靜。每年只有在Karneval der Kulturen（文化嘉年華）時熱鬧個一個週末，平日街上甚至少見行人。我在這區度過了超過半年的幽靜時光，直到搬遷到離學校較近的一個藝術家公寓。

其實Hallesches Kiez不是理想的運河散步地點，運河沿岸交通繁忙，不是多美好的風景。沿著Waterloo Ufer，意圖往西，卻不小心一路向東。沿途落英繽紛、水光瀲灩，偶爾見到一兩隻落單的天鵝，被觸發了memoire involontaire（非自願性回想？）。我的雙十年代沿著波光，也一路東去。

二零零八年，我二十歲，第一次來到德國。那時落腳的城市是港都漢堡。那時不諳德語，也不熟悉大眾交通工具，對城市的記憶零碎，被水道、橋、大學和腳踏車道分割。在某個週末，與一行同樣不諳德語的東方面孔被在地人領著，穿過公園的綠草地，看人擲白鐵球、一邊蹭著巨大的西洋棋。一個笑容可掬的老爺爺見我面孔新奇，前來搭話。腦中一片空白的我只能訕訕地說Mein Deutsch ist echt schlecht（我的德文不好）後尷尬地離開。

我提著在魚市場撿便宜購得的李子和蘑菇，沿著河畔西行。那是我初見天鵝，興奮莫名。見有人往河裡扔麵包，天鵝一一划水過來爭食。我有樣學樣地往河裡扔蘑菇，天鵝是過來了，卻把蘑菇一口吐出。高貴的天鵝不吃蘑菇呢，這是我對天鵝的第一印象。

再次見到天鵝，我已遷居柏林。那時和三兩法國女孩前往Wansee（萬湖）。女孩們戲水，我在人造沙灘上讀書。忽聞嘶啞的「呱呱呱」聲，抬頭一看，一隻巨大的天鵝人立，脅迫著眼前的金髮少年。我抱著書，後退了老遠。害怕之餘，還是懾服於天鵝健美的身姿。

那時，看到天鵝還是會想起希臘神話，還是會想起Leda and the swan，還是會想起Asselijn的畫。

最後，天鵝就只是運河旁的尋常景緻。不再高雅尊貴，不再被刻意冠上文學藝術的脈絡－－就只是在湖畔爭食的貪嘴生物。我走完了Hallesches Kiez的藝廊點，糊裏糊塗地走到了鄰近Prinzenstrasse的Carl Herz Ufer。走累了，挑了棵樹櫻花樹下坐下。適逢勞動節，對岸的搖滾樂聲震天，渾不搭眼前的斜柳垂楊、天鵝悠游的牧歌風光。

我席地而坐，看著不遠處的嬉皮走slackline，看著土耳其裔的父親抱著女兒，坐在巨石上。濃眉大眼的兒子伸長手，想觸摸天鵝，最後卻還是膽怯縮手，只往河裡扔土耳其麵包。我面對著運河書寫，看著天鵝聚散，任憑初夏的微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直到天色漸晚，父親攜著兒女回家。天鵝見無人餵食，各自散開。只便宜了一群麻雀，啄食著河畔殘存的麵包屑。

我揉了揉發痠的小腿，趁著夕照將河水染成鎏金，披上風衣，徒步回家。

思念的是不存在的故鄉。

德文的鄉愁是多寫實的一個字——Heimweh——想到家時的痛。離家多年，鄉愁之於我，從初來乍到時的猛烈疼痛，到中期的隱隱作痛，到最後埋藏起來，不被觸發便不痛。離家多年，具象的鄉愁逐漸轉化成不能名狀的渴望（Sehnsucht）。

如席勒在同名詩中對Sehnsucht的演繹：Die Sehnsucht, die Sehnsucht. Bin wie ein Blinder, der das Sehen sucht，渴望就如盲人尋找視覺。盲人也是最妥貼的譬喻了。雖不能見物，卻能倚靠其他感官建構出一個極其渴望見到的世界。世界感覺雖真切，卻不具象。

相較於感官，離家的遊子仰賴的是記憶。如瑪德蓮觸發似水年華，觸發我的記憶的，卻是病痛。病到第五日，不發燒了，改成止不住的咳。咳得全無間斷、咳得撕心裂肺、咳得喘不過氣之餘喚起久遠的記憶。

先是想起大學時期，一通電話或是一封簡訊，好友便攜著感冒藥和廣東粥探病。而後想起大一時第一次重感冒，那時還沒交上交心的朋友，打了通電話回家，聽見母親的聲音就哭了。父親連夜開車接我回家，我在房裡裹著毯子全身發抖。那時回家也不難，開車只要半小時，不過是東柏林到波茲坦的距離。

那個家已轉賣，送粥送藥的好友已移居北美，校園裡的杜鵑花落花開了幾回，大興土木後地景也早已大不相同。景物、人事，椰林大道上的青春笑語都成明日黃花。往歐洲離散之後，能記起的也只有破碎的片段。記憶中的台北只是大學、咖啡廳、Live House、美術館和書店的碎片集結。當年，騎著單車循著（比今日還少了好幾條線的）捷運的我不曾迷路－－巴黎教會了班雅明迷路的藝術，柏林除了教會了我迷路也教會了我散步，教會了我城市的本質。

漫步在柏林的我偶爾犯的鄉愁，是已抽象化的Sehnsucht，而思念的，是已不存在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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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雖可看作實質上的家，畢竟人說在紐約五年就是個紐約客。但在柏林六年，旅行時被人問起從哪裏來，總還是不知從何答起。

在阿姆時曾在市中心被辦單身派對的一行年輕男子攔下，問我從哪裡來，在阿姆幹什麼。猶豫了一下，回答了柏林。

「拜託，是問妳原來從哪裏來。」我還記得打斷我的那個德國男子的姿態是如何的理所當然與高高在上。

六年。

六年。

六年，足以讓懵懂背誦白居易的小學生成為研讀文學批評的大學生；足以讓意氣風發的留學生斂起鋒芒，安分地融入當地的景觀。

六年後，我在美軍機場附近的住處被暑熱薰醒。滑開手機，看見浮誇的標題：史上最強颱直擊台灣。

六年前的生日我記憶特別深刻。不只是因為我從此離開亞洲，也是因為當時是狂風暴雨的颱風日，同時也是七夕。三個戲劇性的場景一次湊齊，我獨自待在舟山路的宿舍，渾然未覺這是怎樣的mise en scène。

那天我特別失落，說好一同吃飯的同窗友人們見強颱來襲，自然是出不了門。可我偏偏也是有三兩個瘋狂朋友，在MSN說了：走，我們去師大夜市喝酒。

那個朋友圈的人都喊我F。F for files。總是記得所有人偶爾提過的細節，無論多麼瑣碎，都在我的記憶歸檔。從小我就是對瑣碎資訊特別上心，在亞洲式的升學體制下，這倒是讓我成為貌似菁英的能力。

還記得我們選了師大夜市的一間小酒館，店名也叫bistro。從公館捷運站到台電大樓站大約十分鐘的路程，在風雨交加下我硬是走了快半小時。

那晚的成員也不過四個。人少，組合說怪卻也不怪，一個歷史研究者、一個即將成為留學生、一個電腦工程師、一個咖啡店老闆娘。我們在小酒館喝酒，館內放著不插電的民謠，閒聊。

我還記得，會開始聽魔幻搖滾，是因為咖啡店老闆娘。她說到店裡放了mazzy star，充滿江湖味的中年男子問她是什麼音樂，聽了心都揪在一起了。大哥也許不聽這類音樂，感受性卻還是有的。

認識她時我才十九歲，當時二十五歲的她處於我極為嚮往的年紀－－音樂品味、冷冽的文風、完美的妝容；我們互喊相公和娘子，一起去了音樂節。不知不覺我已過了二十五歲，音樂的品味倒還是留在那時。心煩意亂時，依舊點開mazzy star。

在小酒館的那個晚上，我還記得隔壁桌的男孩是如何想讓女孩印象深刻。他說他來自加拿大，砍了好多好多的櫻桃樹。女孩問他住加拿大那裏，他驕傲地說是溫哥華，加拿大待久了，中文都不大會說了。可他說起英文口音實在太不北美，那時我挺失禮地輕笑出聲。

我對瑣碎的資訊總是記得特別清。

我倒是從來沒想過，從那年後，我的生日再也不在台北過了。在巴黎過、在威尼斯過、在慕尼黑過、自然也在柏林過；這些生日，我記得片段－－馬可波羅廣場薰風一吹立刻融化的昂貴冰淇淋、蒙馬特的瑪德蓮（「妳哭得就像瑪德蓮」）、德國夏日公園猛撲向野餐盤的馬蜂。

唯一完整記得的對話，卻是六年前的颱風夜，鄰桌男孩炫耀著砍掉了多少棵櫻桃樹。

那時我還不太會喝酒（雖然現在也不算會），乘著酒意，兩頰酡紅地回宿舍。風雨已歇，沿途見招牌歪斜，樹木傾倒，總是熱鬧不已的師大路，就我們這行人。充滿戲劇性的場景，雷聲大雨點小地結束。

好友幾年前搬到了溫哥華，我倒是從來沒向她問起那邊的櫻桃樹。

0708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