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的是不存在的故鄉。

德文的鄉愁是多寫實的一個字——Heimweh——想到家時的痛。離家多年，鄉愁之於我，從初來乍到時的猛烈疼痛，到中期的隱隱作痛，到最後埋藏起來，不被觸發便不痛。離家多年，具象的鄉愁逐漸轉化成不能名狀的渴望（Sehnsucht）。

如席勒在同名詩中對Sehnsucht的演繹：Die Sehnsucht, die Sehnsucht. Bin wie ein Blinder, der das Sehen sucht，渴望就如盲人尋找視覺。盲人也是最妥貼的譬喻了。雖不能見物，卻能倚靠其他感官建構出一個極其渴望見到的世界。世界感覺雖真切，卻不具象。

相較於感官，離家的遊子仰賴的是記憶。如瑪德蓮觸發似水年華，觸發我的記憶的，卻是病痛。病到第五日，不發燒了，改成止不住的咳。咳得全無間斷、咳得撕心裂肺、咳得喘不過氣之餘喚起久遠的記憶。

先是想起大學時期，一通電話或是一封簡訊，好友便攜著感冒藥和廣東粥探病。而後想起大一時第一次重感冒，那時還沒交上交心的朋友，打了通電話回家，聽見母親的聲音就哭了。父親連夜開車接我回家，我在房裡裹著毯子全身發抖。那時回家也不難，開車只要半小時，不過是東柏林到波茲坦的距離。

那個家已轉賣，送粥送藥的好友已移居北美，校園裡的杜鵑花落花開了幾回，大興土木後地景也早已大不相同。景物、人事，椰林大道上的青春笑語都成明日黃花。往歐洲離散之後，能記起的也只有破碎的片段。記憶中的台北只是大學、咖啡廳、Live House、美術館和書店的碎片集結。當年，騎著單車循著（比今日還少了好幾條線的）捷運的我不曾迷路－－巴黎教會了班雅明迷路的藝術，柏林除了教會了我迷路也教會了我散步，教會了我城市的本質。

漫步在柏林的我偶爾犯的鄉愁，是已抽象化的Sehnsucht，而思念的，是已不存在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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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雖可看作實質上的家，畢竟人說在紐約五年就是個紐約客。但在柏林六年，旅行時被人問起從哪裏來，總還是不知從何答起。

在阿姆時曾在市中心被辦單身派對的一行年輕男子攔下，問我從哪裡來，在阿姆幹什麼。猶豫了一下，回答了柏林。

「拜託，是問妳原來從哪裏來。」我還記得打斷我的那個德國男子的姿態是如何的理所當然與高高在上。

碎片：拉普蘭極光記。

2012年春，我隨興地決定和兩個可說是素昧平生的女孩到拉普蘭看極光。從決定到訂票出發，也不過是個把星期的時間。整理舊筆記時，找到以下兩則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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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搭上前往北極的列車，在狹小的臥舖上多次被凍醒。但真正有「啊，是到北極了」的真實感是在清晨，窗外白雪暟暟、山色蒼冷；雪地反射的陽光刺眼，我們不可能再入夢。

同車廂有個大叔，來自我們要前往的基律納（Kiruna，瑞典最北的城市）。也許看見三個亞洲女孩的組合特別新奇，大叔開始與我們搭話。對談時我原也不感到特別，但回頭想，他算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北極人－－亞熱帶小島童年時胡謅的嚮往：我要去北極，看冰屋，和北極人聊天說話，一瞬間，竟都成了真實。那時的我還未聽聞過極光，極光卻也是此行唯一目的。見著了極光，夕死可以，我十分浮誇地寫下。

於是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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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不算好，接待我們的天體物理學研究生要我們做好心理準備，這次可能看不到極光了。然而他在實驗室的天文望遠鏡裡隱約看見了一抹淡綠，於是我們決定踏雪，屏息等待歐若拉女神的露面。

在極地裡疾行，尋找燈光晦暗處。我們沿著鐵路行走，倏忽抬頭，歐若拉女神已然降臨。一開始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但瞬間忽然又脫了矜持，大方地露臉。螢光綠，赭紅，多色光束如煙，如噴發的火山，毫無保留地恣意展開舞動。無人的雪地，萬古以來未曾多變的澄澈星空，歐若拉女神繼續幻化舞姿；一開始我還徒勞地舉起相機紀錄，但眼前的絕色豈是人工數碼所能稍加模擬？我最後還是放下相機，靜靜地，見證神跡。

仰望著天空，排山倒海的感動讓我完全失了言語，幾乎落淚。我終於理解，滄海一粟，人生如蜉蝣這類形容詞不盡然是陳腔濫調；渺小的我被包裹進巨大的感動之中，所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惡夜鬱積的，以吞噬我之姿出現的煩惱苦痛，在此時此刻都顯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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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想起，我還記得回程我們乘風而行，路燈燈火闌珊，我們開啟手機的照明功能。我看著走在前面的女孩敞開的羽絨衣隨風鼓脹，衣尾在風中飛揚，如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登高畫，畫名就叫霧海上的漫遊者（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在我還住在戰前老建築，與從前的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和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比鄰時，房裡就貼了一幅。現在的我，文本及藝術口味都不如從前浪漫了。來德國是以浪漫主義為契機，中途，就變成現代主義的信徒了。不再在霧海上漫遊，而是在城市漫遊，甚而在廢墟漫遊。

即便如此，偶爾我還是非常渴望重溫這個與崇高（sublime）有著最直接接觸的一晚。

阿姆碎片。

整理iWriter時看見了還在阿姆時紀錄下來的夢境。剛睡醒時還不解其中寓意，寫下後，惆悵之餘更感到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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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夢境裡，我在柏林的住處附近趕路。走到圓環，離地鐵站就只剩一半路程了。圓環邊路雖窄，卻停靠了公車，橘黃色的燈顯示：往自由大學。

什麼時候大學竟有了校車？還經過我家附近？一早趕著出門，洗過頭髮都來不及吹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上了車。

車裡卻是異常寬敞，不像一般的校車，倒像大型觀光遊覽車。如年幼時跟著母親任職的藥廠一起去員工旅遊，由孩童的視角觀八方，更顯巨大的觀光遊覽車。

我隨意地找了個座位扔下了包，看見有人三三兩兩地從車尾走上前來。看標示，車尾不僅有廁所，還有餐廳。

不知抱著怎樣廁所裡一定有烘手機的信念，我一鼓作氣地走到車尾，暗自思量到大學約十五分鐘車程，吹個頭髮應該還算足夠。廁所裡倒真有烘手機，我也不管旁人的目光，把濕漉漉的頭往出風口一湊，開始吹起了頭髮。

在我頂著凌亂但至少是乾燥的頭髮走出廁所時，才看見牆上的鐘——竟已十點半了。我驚慌地隨便找了個經過的學生詢問；是個戴著棒球帽、畫著粗黑眼線，感覺挺隨和的女孩。

「請問...什麼時候才會到大學呢？已經十點半了，我要遲到了...」

棒球帽女孩若有所思地端詳了我了一下，並不回答我的問題，卻轉過頭和隔壁的男同學私語：「看來她不知道我們的目的地呢。也是，大學上課比起去為亡者照相，的確比較早開始呢。」

「目的地？為亡者照相？」

「像妳這樣誤上車的乘客偶爾也是有的。不過別擔心，還有休息站可以下車。在那之前，妳就和我們一起吃早飯吧。」

廁所旁即是開闊的食堂，棒球帽女孩領著我往圓桌坐下。圓桌上罩著廉價的塑膠桌巾，不像桌布，還比較像垃圾袋。桌上擺了清粥小菜如醃海帶、鹹花生，雖不精緻，但我也將就地吃了。

一轉眼就到休息站了。棒球帽女孩提醒我下車，說：「這裏下去就是中繼站了，警察叔叔會教妳怎麼回去的。」

下車後的確就是警局。我口舌拙笨地和警察解釋我迷路的狀況，他往隔壁桌一指，說道：「搭錯車的還有那三個觀光客，不然你們就一起行動吧。」

是三個日本年輕人。我走近他們，正要詢問，其中一個卻用生硬的中文熱絡地招呼起了我。

「妳也在這裏？好久不見！」

我在腦海中搜尋似曾相似的面孔，發現是多年前我在美東認識的日本小留學生。只是現在的他膚況有點差，眼角也多了歲月的滄桑，是以我一時竟未認出來。

「秋——宮川君？你怎麼會說中文？」

原本想如以往般直呼他的名字秋人，但我們畢竟都不是孩子了，直呼名字似乎有點太過親密。

「我學了三年了！妳怎麼在這？」

「我在這住了要六年了，原本想去大學，但好像搭錯車了...」

「那妳帶路，我們一起走吧。」

我和警察詢問了地鐵站的方向，便領著三個觀光客走了。到了地鐵站，是三號線，我鬆了一口氣，可以直達大學。

「我得往西坐，你們要回市中心，就往東坐吧！」我指向對面月台。

「我們一起走吧！我還沒看過自由大學。」

我們一行人坐上了往西的路線，也許是已過了尖峰時刻，車廂很空。我卻覺得車廂內特別陰暗，隱約帶有一股不詳。列車不停行駛，我們靜默。已過了良久，列車卻沒有在任何一站停下，我覺得不對勁，起身查看車廂頂的路線圖。

「怎麼了？」宮川君似乎也察覺到我的異常。

「地鐵路線全改了...全是我沒看過的站名...你們要不要趁還在市中心先下車了？」

宮川君快速地和友人交談了幾句，最後面色凝重地問了我：「妳是不是吃了遊覽車上的東西？」

我怎麼就忘了。東西皆有的神話，Euridyce被誘拐後咬了口石榴就結下無法破除的羈絆，而在黃泉的彼世，伊邪那美的宴會，還想回現世的人自然也不該動箸。忽然想起「為亡者照相」的意涵，我背脊發涼。

「很抱歉，我們得下車了。能夠遇見妳，我很開心。」宮川君向我深深一鞠躬，列車靠站，一行人下車。

我也跟著下車，宮川君一行人已不見蹤影。看著左右月台，都是陌生的站名。

自由大學，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去了。

－－

夢醒，我在阿姆鞋盒大的房間裡，不舒服的床墊尾端微微翹起。我的住所，其實就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旁。

不過無論哪個自由大學，我的確都回不去了。

起床、梳洗、英國室友開著電視，停留在BBC。披著半乾的頭髮，吃著荷蘭特色過甜的燕麥。在最後一刻穿上讓我神情黯淡的西裝外套出門，搭乘五號電車往市中心的公司去。

六年。

六年。

六年，足以讓懵懂背誦白居易的小學生成為研讀文學批評的大學生；足以讓意氣風發的留學生斂起鋒芒，安分地融入當地的景觀。

六年後，我在美軍機場附近的住處被暑熱薰醒。滑開手機，看見浮誇的標題：史上最強颱直擊台灣。

六年前的生日我記憶特別深刻。不只是因為我從此離開亞洲，也是因為當時是狂風暴雨的颱風日，同時也是七夕。三個戲劇性的場景一次湊齊，我獨自待在舟山路的宿舍，渾然未覺這是怎樣的mise en scène。

那天我特別失落，說好一同吃飯的同窗友人們見強颱來襲，自然是出不了門。可我偏偏也是有三兩個瘋狂朋友，在MSN說了：走，我們去師大夜市喝酒。

那個朋友圈的人都喊我F。F for files。總是記得所有人偶爾提過的細節，無論多麼瑣碎，都在我的記憶歸檔。從小我就是對瑣碎資訊特別上心，在亞洲式的升學體制下，這倒是讓我成為貌似菁英的能力。

還記得我們選了師大夜市的一間小酒館，店名也叫bistro。從公館捷運站到台電大樓站大約十分鐘的路程，在風雨交加下我硬是走了快半小時。

那晚的成員也不過四個。人少，組合說怪卻也不怪，一個歷史研究者、一個即將成為留學生、一個電腦工程師、一個咖啡店老闆娘。我們在小酒館喝酒，館內放著不插電的民謠，閒聊。

我還記得，會開始聽魔幻搖滾，是因為咖啡店老闆娘。她說到店裡放了mazzy star，充滿江湖味的中年男子問她是什麼音樂，聽了心都揪在一起了。大哥也許不聽這類音樂，感受性卻還是有的。

認識她時我才十九歲，當時二十五歲的她處於我極為嚮往的年紀－－音樂品味、冷冽的文風、完美的妝容；我們互喊相公和娘子，一起去了音樂節。不知不覺我已過了二十五歲，音樂的品味倒還是留在那時。心煩意亂時，依舊點開mazzy star。

在小酒館的那個晚上，我還記得隔壁桌的男孩是如何想讓女孩印象深刻。他說他來自加拿大，砍了好多好多的櫻桃樹。女孩問他住加拿大那裏，他驕傲地說是溫哥華，加拿大待久了，中文都不大會說了。可他說起英文口音實在太不北美，那時我挺失禮地輕笑出聲。

我對瑣碎的資訊總是記得特別清。

我倒是從來沒想過，從那年後，我的生日再也不在台北過了。在巴黎過、在威尼斯過、在慕尼黑過、自然也在柏林過；這些生日，我記得片段－－馬可波羅廣場薰風一吹立刻融化的昂貴冰淇淋、蒙馬特的瑪德蓮（「妳哭得就像瑪德蓮」）、德國夏日公園猛撲向野餐盤的馬蜂。

唯一完整記得的對話，卻是六年前的颱風夜，鄰桌男孩炫耀著砍掉了多少棵櫻桃樹。

那時我還不太會喝酒（雖然現在也不算會），乘著酒意，兩頰酡紅地回宿舍。風雨已歇，沿途見招牌歪斜，樹木傾倒，總是熱鬧不已的師大路，就我們這行人。充滿戲劇性的場景，雷聲大雨點小地結束。

好友幾年前搬到了溫哥華，我倒是從來沒向她問起那邊的櫻桃樹。

07082015

阿姆雙週誌。（續）

在阿姆的最後一個週末，無視著狂風暴雨，向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挺進。一路狼狽，傘被吹花了幾次，到了館內才發現，傘骨都吹折了。

我念舊，不禁感到難過。這傘陪我五年，與我一同遊歷了無數城市。與我一同在煙雨濛濛的蒙馬特散步、在波多努力爬坡時為我抵擋過驟雨、在維洛那時差點就將積累的雨水濺在賣燉飯的小販的身上－－就連在風雨交加的威爾斯，這傘也是安然無恙地陪我回到柏林－－摺得齊整，溫順地待在同花色的傘套裡。

狼狽地收好鞠躬盡瘁的傘，我步入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穿過同樣狼狽的遊客，讓館員掃過電子票，終於暫時躲過風暴。

林布蘭的「夜巡」前實在萬頭鑽動，與羅浮宮的蒙娜麗莎前停不下的閃光燈一樣令人生厭。讓我駐足最久的是國家博物館購入的第一個館藏－－「被威脅的天鵝」。

說來慚愧，認識這幅畫許久，我竟不知道這是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館藏。而我實在不喜歡博物館導覽，所謂的官方詮釋，如此輕易地破壞了我多年來與這幅畫建立的私人連結。

撇開官方說法裡的政治意涵不談，我見驚懼的天鵝如見老友，腦中響起的是波特萊爾的《天鵝》的第一句詩句：「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 ／安卓瑪赫，我想起妳！」 

在特洛伊戰爭失去丈夫赫克托的安卓瑪赫，命運一同其他的特洛伊女人，成為戰俘。其掙扎、屈辱，面對威脅擺出的最後防禦姿態，或許就如波特萊爾看見的，從籠中逃出的驚懼天鵝:

Baignait nerveusement ses ailes dans la poudre／Et disait, le coeur plein de son beau lac natal／« Eau, quand donc pleuvras-tu? quand tonneras-tu, foudre? » 潔白的翅膀落地蒙塵，嘶啞聲中透露著對故鄉湖水的渴望－－雨，究竟何時才會落下？雷，何時才會響起？

這振翅揮喊，是怎樣的死亡舞步？多年前，我與一同寫作的朋友們曾論及將死的天鵝。不如她們想像的，溫柔優雅地死去，我想像中的天鵝死亡舞步是充滿戲劇性的表演：歇斯底里的吼叫、振翅、自殺式地衝入已乾涸的湖。最後的吶喊用盡殘破身軀的全部力氣，宛如女王一般地死去。

安卓瑪赫，我想起妳。

安卓瑪赫渴望的雷雨，在同一個展區的畫中降下。也不過幾幅畫之遙，展的就是Wilhelm van de Velde的「風暴」。

乘風破浪時遇見的海上風暴，除了直觀地讓人想起透納，也再度讓我想起波特萊爾。本來，現代性就是在探索世界後的產物。在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裡，波特萊爾言及了ennui（讓人失去動力的無聊），或是spleen（憂鬱）。（在我自己畫成的文學地圖中，ennui、spleen都是現代性的表現，只是隨時代、隨批評家有不同的命名。）在惡之華收錄的航海記（Le Voyage）中，水手們隨著眼界的拓寬，也感受到了現代性的憂鬱籠罩：

Nous avons vu des astres／Et des flots, nous avons vu des sables aussi／Et, malgré bien des chocs et d'imprévus désastres／Nous nous sommes souvent ennuyés, comme ici. 我們見過了星星，見過了浪，見過了沙灘和海洋，但即時偶有驚嚇或災難，我們在這依舊感到無聊。

這無聊有別於前現代的無聊，如班雅明的說故事儀式。在前現代，經驗（Erfahrung）在群體中以故事的形式經由口述而延續。那是個簡單的年代，人們有時間聽故事，勾毛線。探索了沙灘和海洋，經歷了現代發展，到達了資訊爆炸的現代，現代人連讀完整份報紙的能力都被剝奪。說故事的群體傳達的是前現代的完整經驗（Erfahrung），而不是現代的破碎經歷（Erlebnis）。說故事脫因於前現代的無聊，有聽者，與現代性帶來的孤寂無聊是截然不同的心境。

現代性貫穿畫作，我隻身在數小時內穿越展場，見荷蘭誇耀東印度公司海上霸權、見到一個又一個慕華之風下的青花瓷、四柱床與櫥櫃、見數百年來時尚雜誌的演進與流變，帶來的情感觸動都不如這兩幅畫。不知不覺已到閉館時，館外風暴卻仍在持續。這個城市一下雨就淹水，遇上了暴風，連電車都停駛了。

幸好在歐洲養成了漫步的習慣，博物館到住處，也不過數公里的路程。「阿姆斯特丹也不是特別大」，我帶著柏林住民的自鳴得意，將傘骨斷裂的傘安置在超市的亮藍色塑膠袋裡，踩著跟鞋喀喀喀地步行回家。

260715

寫於阿姆斯特丹KATSU Coffeeshop。

阿姆雙週誌。

一。

鞋盒般大小的房間，無法恣意伸展四肢的單人床墊，似懂非懂的語言，每天早上乘著搖搖晃晃的窄小五號電車，放下書，看著車外風景，匡啷筐啷地穿過街頭。對面電車交錯，近得簡直就像要撞上。

在柏林安身日久，早已忘了初來乍到新城市的不安與惶恐。

脫離了舒適的大房間、失去了早已爛熟於胸的地鐵地圖、無法如數家珍地列舉餐廳與咖啡廳、錯過週間的公園野餐、週末也不再宴飲騷莎，更不會穿上小洋裝就去參加另一個街頭節日。脫去了在地人的從容硬殼，狼狽之餘試圖在陌生中找到穩定節奏。

有不順利，有每週每晚夢見工作開天窗的壓力，但也有種回到留學初期的懷舊。初來歐洲時年紀尚小，一受挫便想跳上飛機躲回家；但也知道不是辦法，埋在紙堆裡嘩啦嘩啦地哭。現在倒是不哭了，頂多仰天長嘆，然後陰著臉，假裝沒聽見行車經過運河邊的腳踏車騎士的口哨，大步流星地拎著咖啡杯回辦公室。

二。

人人皆說阿姆斯特丹是西歐最美的城市，運河交錯，風景如畫。我只有週末才有空和萬千觀光客一同欣賞。第一個週末，烈日下排著兩個小時的隊，魚貫而入進美術館。到了館內也是排隊，等前人看完了畫才遞補空位。不像朝聖，倒像進香。

我有這樣的一個心願，哪天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找間老建築，擺個古典碗櫥，安上個電唱機，放著黑膠爵士唱盤，邊在煤氣爐上用摩卡壺煮咖啡，邊用打字機寫封長信。其實2010-2013年我在Schöneberg的住處（而那時我家離里爾克和沙樂美的故居也不過幾步路）過得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生活，只差沒有電唱機，打字機也找不到合適的墨帶。那段日子，來過我家排練的劇團友人或遊經柏林的的外文系同窗無不羨慕我家客廳的懷舊風情。

兩年之後，我在阿姆斯特丹，逛著舊物市場，看著古典碗櫥、看著電唱機。在阿姆的第二個週末，總算交上了當地的德國朋友。（說來諷刺，我在荷蘭首都說的德文怕是比在德國首都還多）晚到的友人問我踅了一圈有沒有看見中意的東西，我說有是有，可是搬不回柏林。最後才在半曬半賣的荷語書堆裡找到了海涅全集。擺上觀光客的面孔和老闆講價，裝著無辜「這麼多本我帶不回去嘛」，硬是把全集的第一本買走，還買了個好價錢。

轉個彎，在另一個角落，映入眼簾竟然就是The Yellow Book。我事後和S這樣說，文學學生的背景，讓我心裡保留了一塊工作壓力再大也無法侵犯的小小淨土。看見The Yellow Book，這兩週的壓力、對自我價值的質疑在那剎那間都消解了。當年研究Fin de Siècle只能忝著臉用JSTOR印論文，或是在 aaaaarg找電子版。而在我現在工作與所學既相關，卻又幾乎無關的當時，讓我看見了昔日心心念念的原典。黃色的書皮，久違的Aubrey Beardsley的插畫。我幾乎是顫抖著手捧著書和女老闆講價。只可惜女老闆堅若磐石，硬是原價賣給了我。

揹著兩本精裝書，和德國女孩話別。從滑鐵盧廣場硬是走到鑄幣廣場，搭電車回家。乍暖還寒了幾日，運河之城再度陽光燦爛。我操著生硬的荷語地名和電車司機確認方向，找了個靠窗的位子開始眺望城市風景。途徑海尼根釀酒廠，路依舊不寬，踩著踏板經過的騎士近的眉目清晰可辨。

電車進站，才發現，原來我家附近，就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的文學畢業生，捧著昔日研究的書，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下車，緩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