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出生， 也許是最大的恩惠。

「妳還不夠寂寞。」

「要怎麼樣才算夠寂寞？」

「等妳學會和寂寞共處的時候。」

某個冷冽的週末清晨，和友人短暫地討論了寂寞的本質後，我披上橄欖綠的大衣，架上與那陰天格格不入的紫色太陽眼鏡，出門。

太陽眼鏡是很神奇的發明，躲在薄薄的有色鏡片後，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任何人；可以恣意觀察行人，可以孤冷，可以強大，可以不必擔心青腫的眼圈，可以不是個茫然的異鄉人。我穿著牛津鞋，架著太陽眼鏡，咖搭咖搭地走向住家對面的波士尼亞麵包店，面色木然語氣平淡地點了杯咖啡。握著咖啡杯，繞過附近的墓園，到了住處附近的公園Hasenheide。

兔子石楠原，我心想，自初夏搬到此處，我明明還沒在這個公園裡看過石楠，倒是見過幾隻兔子－－還不如乾脆叫作兔子原。獨自一個人散步時總有很多奇妙的思緒，而我本擅於把最不熟悉的地景和最親密的童年記憶做連結；曾經補習「科學教育」，科展沒做成，倒是和當時的指導老師到了個舊名「兔子坑」的野地收集過獨角仙。兔子坑是片枝葉繁茂的樹林，不像冬日的兔子原，枝木光禿，落葉掃盡。

我本想一個人散步，一路上淨挑沒人的路走。有個禁止通行的柵欄不知被哪個好事的遊客打開，我也沒多想地晃進裡面。封閉區的落葉滿階無人清理，一層層鋪成了腐色的小徑。可惜前晚下了雨，要不秋天的落葉踩起來最是爽脆。我踩著不乾不脆的落葉，看深秋的陽光穿透樹枝，看風捲落葉，看木幹上的青苔的腐色蕈類，看不知為何搭起的小石牆，心想，真像個小小的墓拱。 

我聽見人聲就換方向，卻發現自己一直在兜圈子；這還真是人生的寫照啊，不知所謂地繞進密園，光景好時或許是柳暗花明，蕭索時卻是落葉蔽徑。究竟為何身在此地而不是他處，為何而生，又該追求什麼？為什麼其他人能陽光健康的面對未來呢？我怎麼繞，都繞不出來，繞到咖啡都涼了，手都冷了，甚至連人聲都沒了，我還是沒繞出來。

我望著小小的墓拱，看著顏色和落葉幾乎同調的腐色蕈類；不被任何人企盼地出生，才出生就染上死亡的顏色，也將無人知曉無聲無息地漸漸腐朽凋零。不禁想起Sophocles也許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To never have been born may be the greatest boon of all. 未曾出生，也許是最大的恩惠。 

我還是沒找到和寂寞共處的方式，也還沒找到腦中閃過諸多問題的答案，卻冷得再也走不動了。這個惡冬前最後的深秋日，終究還是任性地抱著蕭瑟的心，迷惘地尋著者人聲出園。

膜

在家養病的一週，與世界相隔一層膜。

養胃的膜、吞藥前先喝雞湯，母親食譜，德國食材的半調子雞湯；人際的膜、到了咖啡廳卻只是看書，手機開啟勿擾；語言的膜、惜字如金，上個對話的對象是父親，討論哀愁嗓音的爵士女伶；光影的膜、到住所附近的公園散步，逢魔時刻，承繼父系的散光遺傳，看地景也多了一層橘黃濾鏡。

離家許久，我對於半調子的擬仿也算頗有心得。再陌生的光景，都能牽強附會一些久遠的記憶。公園裡綠樹蔽天，透過葉子的縫隙看著殘缺的天色。那時外婆是這樣和我說的：「多看綠色植物，對妳的眼睛好。」孩子的眼裡，連小樹都像參天古木。那時死命盯著綠樹，枝葉茂密幾乎看不見天空。

包覆在夢境的膜裡，見了外婆，她精神健旺，嚴厲卻又溫柔。夢裡又成了孩子，不愛穿鞋，赤腳下樓梯。睡眠本是死亡的擬仿，在近乎死亡的狀態，遇見已故的人。

思維的膜、藥後的昏沈，行文斷裂不成章句，然後想起兩年多前被膜包覆的日子。

i think i too have known autumn too long.

慕尼黑。

本該是上班日，在泰戈爾機場啜飲著連鎖麵包店食之無味的咖啡。往慕尼黑移動的方式由共乘到特快火車、到廉價的長程公車、到為公務搭乘飛機、到為訪友而規劃的飛行；簡直像是在嘗試到慕尼黑的百種方式。在身為圖書館遊牧民的日子裡，巴伐利亞國圖我甚至來去的比自由學腦狀的人文圖書館更加頻繁。

我的慕尼黑經驗和台北經驗其實還能類比，侷限在小小的市中心，分散在七零八落的圖書館咖啡店和食肆裡，偶爾天氣特別好時才到河邊懶散地曬太陽。日子單調，像是被遺忘的日曆，恰恰反映我的論文動機「無聊」。上上個世紀末的無聊與徬徨如說書人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被特別鍾情的詩人與哲學家傳遞，最後悄悄埋藏在難產且最終無人翻閱的論文裡。

慕尼黑相較群魔亂舞與享樂主義風行的柏林，的確是個無聊的城市。夏天的花園裡陽光燦爛乾淨明亮，人群裝束整齊，不暴躁也不憂鬱。冬天白雪綿綿，讓人連出門都提不起勁。某個來自波士頓的女友曾經這樣說：「慕尼黑的住民太完美閃亮了，閃亮到不真實。」還算妥帖。

我的慕尼黑經歷的確無聊也不真實，只是少了點閃亮。和昔日的曾經親密的友人分離、換了間本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之後，到訪慕尼黑的機會又更少了。在乾淨到失真的街道上行走，漸漸也從百感交集轉換成觀光客的心情。

我曾經差點搬到這個無聊的城市呀，穿著柏林風格的隨意混搭，我和身著硬挺Polo衫的年輕人們擦身而過，被風吹得鼓起的和風長外套幾乎刮過他們蒼白的手臂。他們對我點頭微笑，操著巴伐利亞腔說了：Gruß Gott!

習慣了柏林住民的暴躁憂鬱與行步匆匆，我愣了一下，才趕緊回了Gruß Gott。

我其實還是挺喜歡雨天的。

雨天，躁動的人群。在土耳其人開的炸雞店排隊，冷冷地對插隊的大叔說：「我在排隊。」而後被無視——也只有柏林會有的光景，在德國土生土長的土耳其移民第二代，卻無法以德語溝通。提著晚餐，望著滂沱大雨卻忘了帶傘——像個土耳其女人一樣絲巾蒙住頭，狼狽地小跑步回住所。

我其實很喜歡雨天。研究所時期的戲劇討論課，來自墨爾本、白髮蒼蒼的教授（他也姓得特別妥貼，姓「雪」）闡述著「閾限」（liminality）——如何身在閾中，如何近乎在閾中（liminoid）。虛無飄渺的理論將我的心思帶往窗外，初夏的狂風暴雨。城市西南的大學，長得兩層樓高的樹被風雨搖撼著枝葉，僅僅是勉強挺立。碩大的雨滴綴成簾幕，落地濺成透明的小傘；當下，對於窗外的大雨有無限的渴望，想出教室痛快地淋雨——如荒原最後落下的一場雨，救贖之雨。駑鈍的被理論分割、乾裂的腦袋，期待著再度激發靈光的醍醐之雨。而當時的我身著輕飄飄的夏季碎花小洋裝，還有什麼比這更適合淋雨、踩水漥的裝束？

孩提時代最愛在大雨中坐車，看著水幕模糊玻璃。父親平穩地開著車，母親絮叨，姊姊沈睡。看著窗外僅能勉強辨識輪廓的人影，比晴天時的車水馬龍、行人風風火火要悠閒許多，簡直有種田園牧歌的意境。

中學，下雨時走廊總是擠滿人群，升學壓力底下青春的心躁動而無處可去，宣洩在言語挑釁、在孩子氣的遊戲、在扔抹布在半倒的水桶裡。那時，我會淡漠地和鄰座的同學說：「他們還真有活力。」，一邊不耐地在歷史老師親手編修的講義上劃重點。當時孤高地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心裡卻其實是有些羨慕的。

上週，居留的城市莫名下起了轟天雷雨。同事急急忙忙關窗，叨念著這什麼天氣嘛也太誇張了。我從繁瑣的預算表抬頭，淡淡地說：「就像回到家了一樣。」本無幽默的意圖，卻引發哄堂大笑——這些西歐人不知把我的故鄉想像成如何的熱帶島嶼，古木參天、時時下著熱帶雷雨，也許被特別肥大的蚊蟲叮咬還會發燒昏迷——卻不知道中央暖氣不風行的潮濕台北冬日，往往比歐洲還要難熬。

我倒是不再渴望到外頭淋雨和踩水窪了。長到胸口的頭髮一淋濕就要犯頭痛，皮製的娃娃鞋一旦受潮，一個晚上都乾不了。我埋頭繼續研究預算表，心想，真是幸好，出門前看了氣象，特地帶上了傘。

雨天的斐特烈大街，西裝革履的行人不躁動，只是在屋簷下躲雨談事。我撐著鋼骨強韌的折疊傘，緩步走向地鐵站。小心翼翼，特意繞開了所有的小水窪。

我其實還是挺喜歡雨天的。

十年了，你們呢？

旅歐轉眼已近七年。

剛來時我笑稱，我的人生是個catch 22，我要追趕我的二十二歲，而台北沒有我的答案。於是我在這裡過了七個離散後的生日，與從各地離散而來在這裡聚首的人們。莫名，連二十九都收佈網下。

剛入大學時，曾有個網站讓人寫信給十年後的自己。我早把資料遺失了，時空膠囊的內容也早已不復記憶。推算那時的自己，合該是徬徨無期，可能還寫了兩個版本－－一個寫給在紐約投顧公司就職的自己、一個寫給在台大教職員宿舍青燈前伏案寫作的自己。

十年後了，現況是略帶諷刺意味的匯聚。我的確就職了，可再也沒回到北美。我的確偶在青燈前伏案，卻不是寫作。在掙扎碩論時，也已下定決心不涉入學術圈。曾經覺得是畢生追求的，終究是敵不過每日在圖書館形單影隻的孤寂。說了，是受不了在一個既定框架下寫作，但真的可以無所顧忌地寫作了，卻發現當年的靈氣終究是已經消褪了。

十年了，我真的長成我想要成為的樣子嗎？從意氣風發到銳角磨平、到對一段永遠回不去的時空的無限追懷。構築當年離鄉的我的一大部分，依舊是現在的我的一大部分，但當年相識的人，卻早已拋離了那大部分。他們熟成、世故，而我如他們當年的天真爛漫一同被拋下，只剩下一肚子不符年齡的不合時宜。流年如白駒過隙，而我的白駒，就這樣鑲嵌成畫，如師大夜市周邊被迫結束營業的店家，就這樣埋藏在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們終有一天會遺忘的時代記憶裡了。

我們終究還是有椰林，終究還是有文院。文院階梯前，我們談論德勒茲；醉月湖旁，我們談過白先勇和駱以軍。我把當年的磚塊書全運來了柏林，可你們還記得嗎？在課堂上，我們總是肩併著肩做著筆記。

你們也變成你們想成為的模樣了嗎？

天鵝，初夏週日的散步路線。

柏林初夏，一襲輕便，隻身前往藝廊週末。散步路線從Hallesches Tor出發，步行到König Galerie，之後前往Berlinische Galerie，一時興起，沿著運河散步。

雖在柏林最熱鬧也相對混亂的Kreuzberg（十字山）區，Halleschs Kiez卻是極為寧靜。每年只有在Karneval der Kulturen（文化嘉年華）時熱鬧個一個週末，平日街上甚至少見行人。我在這區度過了超過半年的幽靜時光，直到搬遷到離學校較近的一個藝術家公寓。

其實Hallesches Kiez不是理想的運河散步地點，運河沿岸交通繁忙，不是多美好的風景。沿著Waterloo Ufer，意圖往西，卻不小心一路向東。沿途落英繽紛、水光瀲灩，偶爾見到一兩隻落單的天鵝，被觸發了memoire involontaire（非自願性回想？）。我的雙十年代沿著波光，也一路東去。

二零零八年，我二十歲，第一次來到德國。那時落腳的城市是港都漢堡。那時不諳德語，也不熟悉大眾交通工具，對城市的記憶零碎，被水道、橋、大學和腳踏車道分割。在某個週末，與一行同樣不諳德語的東方面孔被在地人領著，穿過公園的綠草地，看人擲白鐵球、一邊蹭著巨大的西洋棋。一個笑容可掬的老爺爺見我面孔新奇，前來搭話。腦中一片空白的我只能訕訕地說Mein Deutsch ist echt schlecht（我的德文不好）後尷尬地離開。

我提著在魚市場撿便宜購得的李子和蘑菇，沿著河畔西行。那是我初見天鵝，興奮莫名。見有人往河裡扔麵包，天鵝一一划水過來爭食。我有樣學樣地往河裡扔蘑菇，天鵝是過來了，卻把蘑菇一口吐出。高貴的天鵝不吃蘑菇呢，這是我對天鵝的第一印象。

再次見到天鵝，我已遷居柏林。那時和三兩法國女孩前往Wansee（萬湖）。女孩們戲水，我在人造沙灘上讀書。忽聞嘶啞的「呱呱呱」聲，抬頭一看，一隻巨大的天鵝人立，脅迫著眼前的金髮少年。我抱著書，後退了老遠。害怕之餘，還是懾服於天鵝健美的身姿。

那時，看到天鵝還是會想起希臘神話，還是會想起Leda and the swan，還是會想起Asselijn的畫。

最後，天鵝就只是運河旁的尋常景緻。不再高雅尊貴，不再被刻意冠上文學藝術的脈絡－－就只是在湖畔爭食的貪嘴生物。我走完了Hallesches Kiez的藝廊點，糊裏糊塗地走到了鄰近Prinzenstrasse的Carl Herz Ufer。走累了，挑了棵樹櫻花樹下坐下。適逢勞動節，對岸的搖滾樂聲震天，渾不搭眼前的斜柳垂楊、天鵝悠游的牧歌風光。

我席地而坐，看著不遠處的嬉皮走slackline，看著土耳其裔的父親抱著女兒，坐在巨石上。濃眉大眼的兒子伸長手，想觸摸天鵝，最後卻還是膽怯縮手，只往河裡扔土耳其麵包。我面對著運河書寫，看著天鵝聚散，任憑初夏的微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直到天色漸晚，父親攜著兒女回家。天鵝見無人餵食，各自散開。只便宜了一群麻雀，啄食著河畔殘存的麵包屑。

我揉了揉發痠的小腿，趁著夕照將河水染成鎏金，披上風衣，徒步回家。